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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共产党员的廉洁故事
叶剑英:在廉洁奉公上“以身先之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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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冬天,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著名的平津战役。在战役进行过程中,叶剑英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。1949年2月2日,北平和平解放,叶剑英同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华北局、北平市其他领导人一起进驻北平。叶剑英在领导市政建设中,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正人先正己,作为一市之长,他自己则率先垂范,克己奉公。
当时,叶剑英领导接管的旧北平市党政军机构的物资,在仓库里堆积如山。其中,有各种各样的高级家具,有成千上万件毛毯、被服,还有珍奇古董、名人字画等。一天,军管会物资部长童陆生报告叶剑英:“现在物资部分配得差不多了。我给军委机关分了一批东西,其中有些被服和办公用具,每个领导干部都分配一些,您要些什么?”叶剑英严肃地说:“我是军管会主任,又是市长,领导接管了这些物资,怎么能自己给自己分配呀?我不能搞特殊!”
有一次,北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莫文骅向叶剑英汇报说:“警备部队守卫的一座仓库里有一批车子,可战士们一辆也没有动用。他们成天跑路,能不能给他们解决几辆值勤用车?”叶剑英反问“批一些车子给他们,以便值勤,完全应该。可是,现在要东西的单位太多,我们军管会所属单位应该以身作则,起模范作用。宁肯咱们自己吃点苦,也要尽量把东西分给别的单位才好。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,但是权力不能私相授受啊!老莫,你说对吗?”
叶剑英在廉洁奉公上“以身先之”,也要求下属这样做,决不许任何人“以身害之”,即使是小事也不放过。市政府有一个留用的旧职员,经常看戏不买票,戏院很有意见。事情反映到叶剑英那里,他指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,结果这个人还有其他腐化行为。于是,叶剑英果断决定将这个旧职员开除,并要求将此事登载在《人民日报》(北平版)上,以此为例教育更多人。
1949年10月,叶剑英担任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、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、广东军区司令和政委,同时还兼任广州市委书记、广州市市长、广州市军管会主任。叶剑英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既定政策,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接管工作方针和政策,仅用了43天的时间,广州就基本完成了接管任务。
作为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,叶剑英从不放松对子女的教育,长女叶楚梅对父爱记忆犹新。1946年,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。叶剑英亲自送女儿到部队,经受炮火的洗礼。她满怀深情地说,是他老人家把自己引上了革命道路,使自己确立了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生目标。叶剑英还常常通过书信督促教育子女,引导并鼓励他们好好地为人民服务,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
陈云:管钱管物更不能搞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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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4年,时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陈云(主任当时仍由贺龙兼任),主持着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、供给保障工作。由于身体不好,出汗多,衣服烂得快,他穿的那套军装补了不少补丁。管后勤的陈清泉看到这情景,就打电话通知有关部门给陈云送一套新军装来。陈云知道后,立即把陈清泉叫去,非常严厉地说:“你是只给我新军装,还是给陕甘宁边区所有的同志都发?”陈清泉忙说明给他增发一套新军装的理由。陈云严肃地说:“现在不到发军装的时候,任何人都不能例外。你马上打电话撤销刚才的通知。”看到陈清泉脸上有愧悔之意,陈云缓和了一下语气,说:“老陈,我们是管钱管物的,如果搞特殊化,不按制度办事,那还怎么能管好全边区的财政?这制度还有谁去认真执行?”
1948年底,东北全境解放。有的干部想给自己安排个好单位,也安个家,一时争房子、争汽车的风气抬头。作为沈阳军管会主任,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要找好房子住下很容易,可挑选的对象很多,花园洋房有的是。经过自选后,陈云连同秘书住在一所很普通的房子里,没有花园。这是国民党占领期间的交通银行职员住宅,是背靠背的两栋二层日本式建筑,面积不大。陈云住一栋,两个秘书各住另一栋的一层。陈云实际上也只住同样的一层,因为楼下一层是警卫员和孩子等人住的,坐的汽车也是接收过来的旧汽车。
建国初始,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,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,经手钱财以亿万计,生活却十分简朴自律。那时,中财委办公处所的暖气烧得不好,冬天办公室里很冷,行政部门看到陈云经常感冒,便给他的办公室里配了电炉子,但他为了节约用电,很少用。他只开过几次电炉子,那都是在苏联顾问到他办公室谈话之前为苏联同志准备的。正是由于陈云的以身作则,中财委上下形成一种勤俭节约的风气。
有一年,11月10日左右,北京的气温骤降。周恩来去陈云那里,发现陈云正拥着棉被坐着办公仍抵御不住寒气。周总理看着于心不忍,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烧暖气。陈云却很坚决地推辞了:11月15日供暖的时间是我定的,我不能破这个例。
任弼时:凡事不能超越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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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弼时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,一生严格自律,艰苦朴素,他有自己的原则与规矩,也用这个标准规范家人、要求下属与身边的人。从他身上折射出的是共产党员大公无私、清正廉洁的本色。“一怕工作少,二怕用钱多,三怕麻烦人。”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,任弼时始终以“三怕”精神要求自己,约束家人。他再三强调:“凡事不能超越制度。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不能搞特殊。”刚进北京时,后勤部门为任弼时的住房修窗户花了点钱,他知道后很不安,一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他认为,在国家大业初创、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,一分钱也不应多花。他的住房临街,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远,很不安静。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,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。他说:“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,而我是一个人,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?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。”后来,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,他知道后又拒绝了。他说:“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,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吧。”直到逝世,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。任弼时不仅严以律己,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也很严格,不许他们享有特殊待遇。1946年,延安生活条件艰苦,生活实行配给制,10岁的二女儿从老家湖南来到延安,她跟着管理员到仓库去玩,管理员看她非常喜欢一个粉色小本子就给了她。任弼时看到后非常生气,让女儿立即送回去,还说:“这是给领导人用的你怎么可以拿?咱们不能特殊化!”任弼时经常向他的夫人陈琮英询问一些生活上的问题,比如伙食费是不是超过了标准,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用。他很少给孩子们买衣服,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做成小孩的衣服,大的穿完了小的接着穿,直到破烂得不能再穿为止。他经常对孩子们说:“吃了人民的小米,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,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。”新中国成立后,他的妹妹,想让他委托湖南省委给自己的丈夫安排个工作,任弼时拒绝了妹妹的要求,认真地对妹妹做思想工作说:共产党的领导是为人民做事的,不能谋私。
淡泊名利不搞特殊化,不向组织提要求,不为子女谋私利,是任弼时的做人准则。任弼时的次女任远征说:“父亲严慈相济,家训甚紧,影响后辈几代人。